今年的诺奖又搬完了，又让国人在心里打了一方油盐酱醋，唯一的甜头是又多了个华人为国人争了些脸面，不管他自己情不情愿，大部分的酸苦还是没有一个这个国籍的人到瑞典和挪威去说“普通话”！

而在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媒体都会把这一次次的国人失奖开罪到我们的教育，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上来，而我更愿意相信经济和社会层面出现的问题更是根本性的。

我们都知道除了和平奖之外，大部分的诺奖都是有硬性指标的，尤其是自然科学类的，而按我理解一个人要在科学上有突出贡献，先天的智力和后天的努力是同样重要的，某种意义上，要在科学上有大作为的，他就必须在某方面是天才，然后加上后天的努力才能有所作为，可现实的情况是（就我所见），从我小学到大学的同学算起，其中具有天资的那些同学大都没有从事科学工作，至于研究型的就更少了，反过来看，现在那些还在上着博士，或者准备以后把自己奉献给科学事业的人，只有很少一部分，能说得上是很有天资的，不难看出，他们要想在科学上取得很大的成就，确实是很困难。

那么是什么造成我们目前这样的情况的呢？难道那些有天资的人就没有一个被科学所吸引的吗？恰恰相反，我是82年出生的，记得那些有天资的同学，在他们求学早期，基本上都有个科学家的理想，作为一个浙江人，我们从小就被告知，在建国初期的科学院院士们中，有多少是浙江人：钱学森，钱三强，钱伟长，严济慈，竺可桢……，我们也从小为他们自豪，也希望能像他们那样，为国家的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然而，现实是，当我们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，大部分人都愿意去学建筑，计算机，法律，经管等等，因为等我们高考那会儿，新的三座大山就已经立在我们面前——住房，医疗，教育；而这些热门专业无疑是我们择业的最佳选择，尤其是对于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，而那学比较纯理的学科，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人愿意去报。而且现实也的确如此，那些学工科出身的同学，现在在各地都混得不错，在家庭的支持下，很多都能买得起大城市的住房了，虽然要背上那个按揭的重壳。而作研究的同学，不是在研究院就是还在高校里，不过大都给老板打工，做项目，因为“导师们”市场化起来，也是一点也不含糊的，真正把自己一头埋进科学里的已经寥寥了。

众所周知，小平同志在88年就提出了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的论断，也从80年代起，我们有了“863”等等科技发展大计，可是到现在，我们硕果仅存的一些优秀企业（垄断企业除外），还是那些科技项目的成果所推动的，比如华为，中兴等等，只有这些少数企业还在坚持研发，走科技创新的路子，而占据这个国家最重要和最多资源的，无疑是那些垄断性企业，而大部分民营企业，做得最多的无非是剥削国人廉价劳动力，并以此积累的资金进入到各地实际上受政府背书的房地产等市场。这样整个一个国民经济中，最能吸引人才的行业中，和科技，和创新有实质上联系的凤毛麟角，更多的是穿着科技创新的外衣到政府机构去拿款子罢了，这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专利大部分是华为和中兴等少数企业创出来的了。

另一个社会层面的原因，我以为具有中国特色的“关系”耗掉了很多学者做研究的时间，我不否认种种关系对于维护我们的社会稳定，维系家庭亲人的情感是有一定的正面作用，但是，如果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，要把大把的时间花在办公室政治，人际应酬上，那我真看不出来这些“关系”能体现什么正面的意义。